【文/網專欄作者 郭陽】
近期，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愛沙尼亞改革黨主席、前總理卡亞·卡拉斯頻頻秀“智商下限”。
9月3日，在歐盟安全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卡拉斯語出驚人地對“中國與俄羅斯贏得二戰”這一鐵鑄的曆史事實，公開表示質疑；並聲稱，中國在科技方麵非常出色，但不擅長社會科學；俄羅斯不擅長科技，但在社會科學方麵非常出色。
此言一出，輿論嘩然。在任何一個對二十世紀史稍有常識的人聽來，這不啻於宣稱地球是方的、太陽從西邊升起一般荒誕不經。蘇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主戰場，付出了超過2700萬人的巨大犧牲，以鋼鐵洪流般的氣勢從斯大林格勒一路反推至柏林，將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徹底碾碎，這是無可辯駁的史實。同樣，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以長達十四年、傷亡超過3500萬人的慘烈抗戰，拖住並消滅了日本陸軍主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一個身居歐盟外交政策最高職位的政客，緣何會講出如此無知、無智、無禮的“曆史發明”？這僅僅是一次口不擇言的“失言”嗎？
不，將此歸結為個人學識的淺薄，未免太過天真。要理解今天的卡拉斯，及其代表的一批東歐“政治新貴”，国产AV蜜桃网站必須撥開當代西方媒體為他們塗上的“民主鬥士”油彩，將曆史的聚光燈，投向那片被他們刻意模糊和篡改的，充滿了政治與軍事投機的過往。卡拉斯的這番言論，正是這種投機基因在21世紀的必然回響。
曆史的原罪：二戰中“投機者”的真實麵目
將波羅的海三國純粹描繪成二戰中“兩大極權帝國夾縫下的無辜受害者”，其實是一種省事卻不誠實的曆史敘事。事實上，在二戰的驚濤駭浪中，這三個國家內部相當一部分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並非被動的棋子，而是主動的賭徒。他們在曆史的十字路口，進行了一場以民族未來為籌碼的、災難性政治和軍事投機。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在二戰爆發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並非西方想象或宣傳的“民主樣板”。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三國的政治狀態都完全符合西方人定義的所謂“威權統治”。比如，愛沙尼亞的康斯坦丁·佩茨（Konstantin Päts）、拉脫維亞的卡爾利斯·烏爾馬尼斯（Kārlis Ulmanis）都通過政變上台，解散國會，壓製反對派，建立了個人獨裁。這種強人政治底色，本就與法西斯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同時其國內普遍存在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根深蒂固的反蘇、反共情緒，為日後投靠納粹德國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真正的“大戲”在1941年6月22日“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後上演。當納粹德國的軍隊越過邊境時，他們發現自己麵對的遠非堅決的抵抗，而是受到了“解放者”般的歡迎。大量在蘇聯占領時期潛伏下來的民族主義武裝“森林兄弟”遊擊隊立刻調轉槍口，配合德軍，瘋狂攻擊撤退的蘇軍、蘇聯地方黨政幹部以及他們眼中的“親蘇分子”。
反蘇遊擊隊“森林兄弟”在二戰中站在了納粹一邊
比軍事配合更令人發指的，是他們主動且殘酷地掀起了針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其殘忍和效率有時甚至讓初來乍到的納粹“別動隊”（Einsatzgruppen）都感到驚訝。
在立陶宛，德國人還未完全建立秩序之前，由“立陶宛活動家陣線”（LAF）領導的本地暴徒就在考納斯等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反猶”集體迫害。其中，發生在“列圖基斯車庫”（Lietūkis garage）的屠殺最為典型：數十名猶太人被手持鐵棍的立陶宛“愛國者”活活打死，而周圍竟有男女老少組成的圍觀人群報以掌聲。這並非納粹的直接命令，而是本地極端分子借“反蘇反共”之名，主動對猶太民族發起的一次“種族清洗”。
隨後，這種“主動投靠”迅速實現了組織化。在德軍扶植下，波羅的海三國迅速成立了各種“自衛警察營”（Schutzmannschaften）。這些由本地人組成的武裝，成了納粹執行種族滅絕和恐怖統治的得力助手。例如，臭名昭著的拉脫維亞“阿拉斯突擊隊”（Arajs Kommando），其雙手沾滿了數萬名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的鮮血。這些軍警武裝不僅在本土作惡，還被派往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協助德軍鎮壓遊擊隊、屠殺平民，成為納粹戰爭機器上毫無人性的冰冷齒輪。
當戰爭進入後期，納粹兵員枯竭時，波羅的海地區更是成了黨衛軍（Waffen-SS）的重要兵源地。超過十五萬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誌願者”，穿上了帶有雙閃電標誌的製服，組成了納粹黨衛軍第15、19“拉脫維亞”擲彈兵師和第20“愛沙尼亞”擲彈兵師。他們為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而戰，在東線與蘇聯紅軍死磕，並參與了對列寧格勒的封鎖和在普斯科夫地區等地的“焦土作戰”。
這一切史實都指向一個無法回避的結論：在二戰中，波羅的海三國的相當一部分政治與軍事精英，做出了明確的“政治投機”。他們賭納粹德國會贏得戰爭，從而幫助他們擺脫蘇聯的影響，實現所謂的“民族獨立”。
2016年3月16日，拉脫維亞裏加，一名身著二戰前拉脫維亞軍裝的男子向拉脫維亞軍團老兵及其同情者致敬；拉脫維亞軍團是二戰期間由德國納粹黨衛隊指揮的部隊 以色列時報
為了這個目標，他們不惜與人類曆史上最邪惡、最滅絕人性的政治組織和武裝力量深度捆綁，主動參與其戰爭罪行和種族滅絕的行動。這種將反共/反蘇置於反法西斯之上，為了“站隊”成功不惜押上一切的賭徒心態，正是理解今日波羅的海政客行為邏輯的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