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發表
當地時間2025年9月8日，巴黎，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貝魯抵達國民議會，準備在議會信任投票前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文｜龔克
（法學博士/旅法媒體人）
對大多數法國人來說，除了聖誕和新年，一年中最重要的時間節點，或許就是夏季度假之後、八月底九月初的“複工/返校”（Rentrée）。它意味著陽光明媚的“優哉遊哉”結束，生活重新進入快車道。
而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各路對手在夏季可以盡情養精蓄銳，他們卻無法真正放鬆下來。駛入快車道之後，可能意味著更多的喧囂、顛簸，甚至翻車。
2025年複工季節的最大一場翻車，無疑發生在總理貝魯身上。9月8日傍晚，在自己主動發起的議會信任投票中，貝魯以194票讚成、364票反對而遭受失敗，結束了不到九個月的執政，成為第五共和首位因信任投票而下台的總理，重蹈了前任巴尼耶的覆轍（敗於反對派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成為2024年解散議會後政治動蕩局麵的又一個犧牲品。
而作為解散議會的決策者，總統馬克龍不得不麵對自己上任以來的“至暗時刻”。畢竟，連續兩屆內閣短命夭折，凸顯出當下政治格局的深重危機。國民議會中左翼、中間派和極右派三分天下，來自左右兩側的政敵夾擊，幾乎阻斷了任何重大改革的可能性，甚至連預算案都舉步維艱。更何況麵對嚴重赤字危機，法國必須端出一份大規模撙節計劃，才能滿足歐盟的財政紀律要求，但貝魯政府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發起“自殺式衝鋒”，才斷送了自己的馬提尼翁宮生涯。
禍不單行的是，就在貝魯政府垮台之際，一場發端於網絡、嘯聚於街頭的社會運動宣稱要“封鎖一切”（bloquons tout），仿佛2018年“黃馬甲”運動要卷土重來。盡管最終這場噩夢並沒有那麽嚇人，但街頭壓力和政壇惡鬥糾纏在一起，看上去將為馬克龍剩餘任期定下調子。或許是意識到苦心孤詣地琢磨總理人選最終也未必有好結果，這一次馬克龍快刀斬亂麻地選擇了親信勒科爾努出任總理，開啟了新一輪的政治賭博。
一個叫貝魯的總理決定“去死”
貝魯訴諸議會信任投票的直接動機，是法國近年來財政狀況惡化，迫使他提出了440億歐元的緊縮計劃以削減赤字，其中包括實施財政“空白年”、養老金和社會福利凍結、取消兩個公共假日等。但這份緊縮計劃不僅成為政壇的眾矢之的，更難以獲得民眾買賬。民調機構Odoxa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4%的法國人反對這份撙節計劃。
在這種背景下，8月25日，貝魯突然宣布將提請國民議會進行信任投票，理由是要推動財政緊縮計劃，需要議會澄清態度、賦予必要的政治授權，時間就定在短短十餘日之後的9月8日。
這一舉動讓執政盟友震驚，卻讓政敵大喜過望。因為從程序上說，推進這樣一份財政緊縮計劃，並不一定需要信任投票作為前置條件。而一個缺少議會多數支持、明顯處於弱勢的政府，此前熬過了多次不信任動議，如今卻發起“自殺式衝鋒”，無論對極左還是極右來說，這都不啻為天賜良機。因此，就在貝魯宣布當天，極右派的國民聯盟，以及極左派的“不屈的法蘭西”和法共立刻表態：絕對不會為貝魯政府投信任票。
對於極左派來說，真正符合胃口的“主菜”是逼迫馬克龍辭職，推翻政府隻不過是必經的“前菜”步驟而已。他們本來就打算在9月底對政府再次提出不信任案，而貝魯主動將這個時間節點大幅提前，不啻為送上門的禮物。而極右派自出手促成巴尼耶政府垮台後，對於是否主動發起或協助推動不信任案，一直持謹慎態度。盡管極左極右都對政府持極端敵視態度，但二者之間彼此水火不容，無論是誰來發起不信任案，另一方都會投鼠忌器，不容易形成合力（但並非絕對不可能）。如今政府主動往槍口上撞，自然沒有客氣的道理。
於是，貝魯主動發起的信任投票，成了一場毫無懸念的失敗。
雖然貝魯在信任投票中以194：364大比分落敗，但實際上，政治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勝負關鍵仍然在於掌握了66個議席的社會黨。無論在宣布訴諸信任投票之前還是之後，貝魯都沒有采取實質性行動來爭取社會黨，這不僅導致社會黨短暫觀望之後決意推翻政府，而且政府注定失敗的走勢，導致原本就若即若離的共和黨和中間派黨團Liot無意戀戰。這兩支力量都沒有發出投票指示，任憑議員自由投票，結果出現了28票反對和13票棄權。倘若貝魯能夠成功爭取到社會黨（哪怕作出努力爭取的姿態）、並借勢向遊離勢力發出呼籲，即便各黨團內部異見“跑票”的情況，這場較量仍然有逆轉機會。但相比日後勢必迎來更大挑戰的“軟著陸”，貝魯選擇了眼下難看、日後輕鬆的“硬著陸”。
不左不右，原地躺平
回頭來看貝魯這九個月執政，有頗多可訾議之處。在形格勢禁之下，貝魯一直被詬病為“得過且過”，在上任初期成功確保預算案過關後，幾乎沒有推出任何重大立法或進行結構性改革。上任之後，貝魯曾將麵前的困難比喻成喜馬拉雅山，聲稱“我知道困難的機會遠比成功的機會多……但我認為必須得嚐試一下”。這種表態，往好裏說是“明知不可能而為之”，往壞裏說顯然“底氣不足”。
貝魯的短暫執政，一直被一些雖然不算致命但令人如鯁在喉的錯誤所困擾。剛一上任，在海外省馬約特島遭受颶風襲擊時，他回到自己兼任市長的波城（Pau）參見市政會議，仿佛被國王指定的新首相卻更關心自己采邑裏的收成，被批評為不分輕重緩急；任期之初，他向社會黨示好，換取後者“高抬貴手”、沒有加入極左派發起的不信任案，但轉頭他又聲稱移民太多、讓人有種“被淹沒的感覺”，這種極右色彩鮮明的措辭沒能爭取到極右派，卻破壞了原本與中左派之間原本就脆弱的信任關係。至於貝魯的標誌性舉動——同時也是換取社會黨不參與倒閣的籌碼——重新開啟退休改革問題協商，也淪為清談，最後在6月徹底失敗。
而2月份被曝光的貝塔朗聖母學校（Notre-Dame-de-Bétharram）事件更成了“鈍刀割肉”，一直到他下台都未完全平息：貝魯的子女曾就讀這所以紀律嚴格著稱的天主教私立學校，他的夫人也曾在該校教書，但隨著該校學生在多年前遭受虐待、毆打甚至性侵的不堪經曆逐漸發酵成醜聞（甚至連貝魯的女兒都自曝曾遭到毆打），1990年代曾擔任教育部長的貝魯也被指“大事化小”、有包庇之嫌。
在與總統馬克龍的關係問題上，二人雖然沒有公開敵對，但也時常傳出齟齬。貝魯曾提議就公共財政問題舉行公投，但姑且不說財政問題並不適合用公投方式解決，單就這一方式本身而言，便屬於總統的專擅事項。此外，他還向阿爾及利亞政府發出警告，要求後者接回被法國驅逐的阿籍公民，而外交事務也是總統的專屬權力。在第五共和體製下，總統和總理原本有較為明確的職權分配，在馬克龍和貝魯都處於政治弱勢之際，按說分寸感應當更加明確，但貝魯頻頻插手總統職權的表態，不啻為有害無益的越界舉動。
而在事關生死的預算緊縮問題上，貝魯總是處於含糊其辭的狀態：他承諾要讓富人做出更多貢獻，卻說不清該如何操作；他表態願意針對削減社會福利和公共假日等問題進行商量，但堅持要放在信任投票之後進行。尤其是，取消“複活節星期一”和“二戰勝利紀念日”這兩個公共假日，從一開始就被輿論懷疑是在為日後的討價還價做鋪墊，可以看準時機宣布放棄、來體現政府方麵的對話誠意，但直到下台，貝魯也沒有向這個方向再多邁一步。於是，這種策略（如果能稱之為一種策略的話）形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困境——如果在技術層麵上不做讓步，政治層麵就無法逾越難關；而如果在政治層麵無法過關，技術層麵的讓步也就壓根無從說起。
即便這種策略令人費解，但貝魯要想獲得足夠的支持力量，顯而易見道路不外乎兩條：或是爭取社會黨、或是爭取國民聯盟，換句話說，不是左傾、就是右傾。雖然向哪個方向移動都注定麵臨巨大阻力、同時不可避免要作出巨大讓步，但舍此之外，別無他途。但貝魯卻選擇了不左不右、原地躺平 ：在七八月的漫長夏季假期中，他本人沒有去度假，繼續在馬提尼翁宮伏案工作，卻也沒有針對社會黨或國民聯盟采取任何重大的協商動作，理由是“他們都去度假了”。
在宣布訴諸議會信任投票之後，貝魯敦促議員們決定“是站在混亂一邊、還是站在責任一邊”，並在9月初象征性地會見了各黨派領導人聽取意見，但這種排在最後關頭的遲到見麵，仍然看不出有什麽奮力求生的跡象，更像是按部就班的臨終告別。
在8日當天信任投票之前的演說中，貝魯說：“你們當中不少人——也許是大多數、也許是最理性的那些人——認為這一選擇太不理智，風險太大”，但“最大的風險，恰恰是不去冒風險， 讓事情照舊繼續下去，政治一如既往”。這番話當然再正確不過——甚至有些過於正確了——但如今從貝魯口中說出來，諷刺意味十足。麵對政治搏殺，需要的是足夠強大的求生意誌和足夠靈活的身段，但貝魯身上卻都沒有展現出來，或者說，也許從一開始就沒有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貝魯的風範頗類似清初思想家顏元諷刺南宋腐儒名句——“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站在廢墟上的馬克龍
然而，“袖手談心性”的貝魯，真的意在“報君王”嗎？
從他上台伊始，坊間就一直有傳聞說，當初在選擇巴尼耶的接班人時，貝魯並不是最被看好的總理人選，但他向馬克龍發出“最後通牒”式的要挾，要求後者任命自己為總理，否則將率麾下“民主運動黨”撤出執政多數派聯盟，而這種分崩離析的前景是馬克龍絕對無法承受的，最終貝魯超越此前盛傳的多位領跑者，成功入主馬提尼翁宮。
當地時間2025年9月10日，法國巴黎，法國新任總理、前武裝部隊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前）在馬提尼翁府與即將離任的總理弗朗索瓦·貝魯（後）舉行權力交接儀式。
如今，經曆幾乎一事無成的九個月後，貝魯結束了這份馬提尼翁宮的“短期租約”。但在過完總理癮之後，貝魯和他的“民主運動”還會像之前一樣堅守在執政聯盟中嗎？抑或成為離心離德的異議者，根據形勢待價而沽、爭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畢竟，在證明自己難堪總理大任、繼續參選總統絕無勝算之後，這位74歲老人的政治動能似乎也麵臨見頂——雖然他本人堅稱自己的“曆險”仍未結束。貝魯和“民主運動黨”的動向，可能成為馬克龍剩餘任期內的一大變數。
圍繞這場失敗，盡管貝魯本人難辭其咎，但時至今日，幾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這場困局的禍根，仍然在於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後馬克龍輕率地解散國民議會、提前選舉，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導致喪失了原本擁有的相對多數席位，導致政治格局碎片化，造成了今天這種“無法治理”的現狀。外界往往渲染法國“兩年換了五位總理”，實際上，拋開剛剛上台的勒科爾努不論，真正在暴風眼中左支右絀、難以為繼的總理，就是巴尼耶和貝魯二人而已，而這二人正是解散國民議會的直接產物。
在所謂“半總統半議會製”的第五共和體製中，總理在某種意義上是總統的“政治保險絲”，既要獲得後者的信任，又要獲得議會的認可。一旦出於形勢需要，總統可以走馬換將，通過調整總理人選來推行新政、或是平息輿論不滿，而不至於危及自身。因此，法國總理任期往往較短，兩三年是正常現象。在馬克龍執政初期，菲利普（2017-2020）、卡斯泰（2020-2022）、博爾內（2022-2024）三位總理基本上都符合這一邏輯，甚至一直到阿塔爾上任（用意之一是迎戰歐洲議會選舉），法國政界和輿論都提前有所預判，不會將這些人事更迭視為異動。
然而，真正的異動發生在阿塔爾政府的“中期”，其標誌性事件就是馬克龍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國民議會（據稱連阿塔爾事先都不知情，這也導致了此後嫌隙漸生）。重新選舉後的力量格局，已經不允許壯誌未酬的阿塔爾繼續執政，馬克龍必須從偏右翼陣營擢拔人選，才能穩住共和黨，因此才有了後來的巴尼耶（典型右翼）和貝魯（中間偏右），甚至連火線上任的勒科爾努也是如此（出身共和黨）。
在貝魯這根保險絲用近乎“自我熔斷”的方式下台之際，政治壓力迅速傳導到馬克龍的身上。在民調機構Elabe於9月4日公布的一份“政治晴雨表”中，馬克龍的支持率已經跌至17%，刷新了今年1月份的18%紀錄，不信任度高達76%。他在社會中下層的支持率一直不高、繼續走低並不奇怪，但真正嚴峻的問題是，在原本一直支持他的本方選民群體中，出現了信任崩盤的跡象，支持率大跌了14個百分點，降至45%，同樣趨勢也發生在企業管理階層中（下降20個百分點）。這表明，此前七年多一直堅定支持馬克龍親商政策的群體，如今開始喪失信心，這是一個非常不祥的信號。
在法國早期曆史中，法蘭克人建立的墨洛溫王朝後期，曾經出現一連串“懶王”（Rois fainéants），即天潢貴胄的國王們大權旁落，不問政務，隻知坐著牛車在王國各地遊蕩，而真正的統治權力落到“宮相”（Maire du palais）手中，後者權勢熏天，甚至能夠擅行廢立，最終，“宮相”家族出身的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終結了墨洛溫王朝，開創了加洛林王朝的時代。
按理說，馬克龍並不是“懶王”化身，甚至相反，他絕不允許大權旁落，雄心勃勃地想開創一番事業。這種雄心在過去七年間固然做出了相當多的成績，但積累的民怨逐漸升溫（加上新冠疫情和通脹危機作為催化劑），最終在2024年議會重新選舉中爆發出來。這種背景下，馬克龍被情非得已地捆住了手腳，在任何一個內政議題上，倘若他親自下場，都可能激起反作用，於是總理作為緩衝器和保險絲，其角色變得愈發重要。他不得已任命了勉強能夠平衡各方的貝魯，結果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總統不是“懶王”，總理卻成了“懶宮相”，在九個月時間裏幾乎無所作為，耽擱了第二個總統任期中至關重要的一段時間。雖然距離任期結束還有近兩年時間，馬克龍迅速指定了新的總理人選（事實上，在為巴尼耶選擇接班人的時候，勒科爾努就比貝魯更被外界看好，但被後者強行超車，蹉跎了九個月時間），但鑒於政壇碎片化格局短期內難以撼動，惡鬥不可避免，幾乎已經可以確認，站在廢墟之上的馬克龍已經難有作為，剩餘時間也將進入“垃圾時間”。
“封鎖一切”：雷聲大雨點小
就在貝魯遭受信任表決失敗兩天之後，在法國社交網絡上流傳的“封鎖一切”運動號召，如約在9月10日登場。雖然呈現出全法遍地開花的態勢，個別地方也不乏焚燒垃圾桶、襲擊商店、警察投擲催淚彈等火爆場麵，但相對以往並沒有大規模升級，許多地方更以“載歌載舞”方式結束了遊行。或許這場運動此前已經醞釀太久、讓當局作好了足夠的應對準備，又或許是因為貝魯的失敗綏靖了一部分社會情緒，總之，運動的規模和烈度遠不如此前渲染得壯觀。
即便如此，這場“封鎖一切”運動仍然值得注意，因為它的緣起和發生邏輯，和傳統社會運動大相徑庭，更像是2016年“黑夜站立”（Nuit Debout）、2018年“黃馬甲”（Gilet Jaune）等新型社運的延續和發展，媒體不約而同地將其視為“黃馬甲”卷土重來，隻不過從形態上說更為鬆散。而且沒有人能保證，它下一步將如何演進發展。
當地時間2025年9月10日，法國布雷斯特，在“封鎖一切”的口號下，示威者在布雷斯特的鏈條公園和富爾克環島之間舉行示威活動。
這場運動特征之一，是來源的模糊性：根據《世界報》的溯源，運動的最初原點，可能來自社交媒體Telegram上一個名為Les Essentiels的頻道，它由一個叫朱利安·馬裏西奧（Julien Marissiaux）的小業主於5月21日創建，頁麵上提到“2025年9月10日，（讓）法國停擺：不要再順從，不要再分裂。這一天將響起一個聲音，那就是法國公民的聲音。”7月11日，一個名叫克裏斯戴勒（Christelle）的網民在自己的TikTok賬戶上呼籲在9月10日這一天實行“全麵且無限製的封鎖”。隨後，這位克裏斯戴勒加入到Les Essentiels之中，他製作的海報開始在各類社交媒體平台上傳播。但無論馬裏西奧還是克裏斯戴勒，似乎都不是“封鎖一切”口號的提出者，這個名稱曾被用於另一個Telegram頻道，但該頻道很快迫於壓力被關閉。
運動特征之二，是它的“病毒式”傳播。“封鎖一切”運動承襲了近年來社會運動的“去中心化”趨勢，沒有成型的組織機構，很大程度上靠社交網絡上的自發傳播，尤其通過Telegram、X、Instagram和TikTok進行。一個製作粗糙的宣傳視頻，瀏覽量會達到數百萬次之多。而耐人尋味的是，最早貢獻出靈感的始作俑者Les Essentiels，迅速被這場運動所超越，幾乎不再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運動特征之三，是訴求的模糊性。籠統的“封鎖一切”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增加工資？解散議會？總統下台？還是推翻資本主義？它超越了所有工會、政黨、社團所能掌控的範圍，仿佛什麽都沒有明確要求，但又可以涵蓋一切，既包括上街示威、衝擊機構、阻斷道路，又包括居家禁足、拒絕購物、拒刷銀行卡等等。當年的黃馬甲運動，至少還有調漲燃油稅作為導火索，參與者從反對燃油漲價開始，相關訴求一路上升到提升購買力、開征富人稅、馬克龍下台、舉辦“公民倡議型”全民公決等等。而如今，很難說“封鎖一切”運動是否能像黃馬甲一樣衍生出定期舉行的動力，但就眼下而言，它的訴求遠比黃馬甲空泛模糊得多，動力機製更加渙散，也就更難評估運動的有效性（據媒體報道，有網民10日當天哀歎，他原以為人們會一呼百應拒絕購物，從而讓商業秩序崩潰，結果發現超市收銀台前人潮洶湧，“看來運動是要失敗了”）。
運動特征之四，是醞釀過程中的主導權轉移。如前所述，Telegram頻道Les Essentiels、同名網站和創辦者馬裏西奧的個人社交賬戶上的信息透露出，他是立場接近極右派的“主權主義者”，支持“黃馬甲”運動和法國脫歐，一心要揭穿共濟會和醫藥遊說集團“陰謀”。而根據情報部門的監測，“封鎖一切”的呼籲，最初也主要是在草根極右派和“主權主義者”圈子裏傳播；但很快，對現狀心懷不滿的各方力量紛紛入場，最終這一號召被極左派所接管。法國總工會（CGT）、工人力量工會（FO）等激進派工會積極部署9月10日的行動；而在各大政黨中，極左派 “不屈的法蘭西”於8月中旬最先宣布支持這一運動。相反，作為建製性極右派，“國民聯盟”卻對“封鎖一切”保持距離，雖然口頭上聲援這股不滿情緒，但實際上並未投入任何力量。在運動慘淡收場之後，社交網絡上許多極右翼網民對極左翼“綁架”運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在“無法治理”的國家，政治仍然是“可能性的藝術”
當前法國陷入的政治僵局與高額赤字相交織的困境，讓人隱約嗅到一絲1789年革命前夕的危機氣息（這也是近年來媒體和政治反對派曾經多次玩過的曆史梗）。極左和極右都暗自期待死局來臨，要麽馬克龍像路易十六一樣“自絕於人民”、引咎辭職，或者被彈劾下台；要麽像三級會議給政治生活重新洗牌一樣，再次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結果大概率是極左和極右力量繼續水漲船高；要麽像無套褲漢運動一樣，推動街頭怒潮一次次衝擊體製，直到衝垮為止。
這種簡單的類似當然失之輕率，畢竟2020年代的法國並沒有舊製度下積重難返的曆史包袱，也沒有積累下足以山崩地裂的勢能。即便是“革命老區”，重來一遍“打土豪分田地”也是難以想象的。不過，在戴高樂傾力打造第五共和的近七十年後，這一體製的確顯出某種頹勢。尤其是它以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作為整個製度大廈的拱頂石，而如今的馬克龍縱然想效法戴高樂，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個試圖強有力的總統，缺乏強有力的議會力量支撐，反而會遭遇更加強有力的街頭蜂起。“總統辭職”從街頭遊行的標語牌，變成政界半公開討論的話題，已經是個危險的信號。
這種底層怨氣究竟從何而來，原因固然很多，例如建製派與民眾的斷裂、中產階級的塌陷、不利的歐洲和國際局勢、全球競爭格局的變遷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解釋。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便在一個看上去“無法治理”的國家，政治仍然是一門“可能性的藝術”：總理仍然要任命、預算仍然要編製、國債仍然要償還……需要的隻是從窄縫中走出一條路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馬克龍和所有不訴諸仇恨、不蠱惑人心的中道政治而言，一種東方式的智慧——“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或許能帶來某些啟發。
某一天，曆史轉過某個街角，可能會變成在幾步之前国产AV蜜桃网站根本無法想象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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