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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旻】

韓國政治的“尹錫悅時代”已經落幕。在這個充滿矛盾爭議的時代，“新右派”一詞備受矚目。尹錫悅政府引起的數次曆史認知之爭均被認為與背後的“新右派”朝野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李在明政府的上台並不意味著“新右派”退出曆史舞台，長期困擾韓國的史觀之爭恐將延續。

2024年8月15日，韓國國會議長及多個團體拒絕參加光複會舉行的紀念儀式。

“新右派”從何而來

1945年，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其對朝鮮半島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終結，美蘇兩國對半島南北實施了短暫的分割統治，接收南部的美國軍政府既不信任半島內部自發形成的民主團體，也不信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等海外獨立運動團體，仍然大量任用日本殖民政府時期的舊朝鮮官僚協助統治。受此影響，1948年朝鮮半島正式分裂後的韓國無論在人事上還是在觀念上都沒能完全清算“親日”遺毒，美化日本侵略、矮化朝鮮半島的“殖民史觀”仍然根深蒂固。這種局麵為韓國右派的存續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

此後數十年間，韓國曆史學界掀起了消除“殖民史觀”影響的運動。自1979年起，薑萬吉、崔章集等進步學者曆經十年編纂出版了《解放前後史的認識》，對韓國的曆史敘事進行了重塑。在薑、崔等人主導的進步史觀影響下，韓國近現代史被定義為“追求民族獨立與統一的民族史”和“抵抗壓迫、向往自由的民眾史”，其鬥爭對象不僅包括日本帝國主義，也包括軍事獨裁者及其背後支持者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進步史觀在韓國的曆史敘事中贏得一定優勢。

冷戰時期，韓國右派的生存主要依賴“反共”口號和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等主張。隨著冷戰的終結和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右派的傳統主張越來越不合時宜，進步史觀的強勢地位更是讓右派背上“親日賣國”罪名，右派亟須重構適應時代發展的學術工具和其所認同的曆史“正義”。在此背景下，“殖民地現代化論”開始得到青睞，該理論也是“新右派”史觀的內核。

“新右派”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安炳直、李榮薰等20世紀80年代發跡的經濟學家以及1987年成立的落星台經濟研究所。這批學者以“現代化論”重寫殖民曆史，以經濟統計與實證研究為基礎，試圖論證日本殖民統治給韓國打下現代化基礎，借機推翻以抗日獨立運動、反獨裁民主化運動和克服分裂的統一運動為軸心的民族史，然而此時的“殖民地現代化論”尚未形成氣候，“新右派”的概念也還沒有產生。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韓國政壇逐步形成進步和保守兩大陣營分庭抗禮的局麵，爭奪曆史正義的鬥爭更激烈。強調“民族”和“民眾”的進步史觀成為進步陣營的理論武器，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代進步政權更是從政治、經濟、司法層麵加大了對“親日派”的清算力度。政治和曆史敘事上的被動局麵激發了保守陣營對傳統右派思想的反思，也促使“新右派”突破學術圈子登上政治舞台。2004年，號稱“新右派推廣者”的《東亞日報》政治部長李東官首次在文章中使用“新右派”一詞，並且著力報道和宣傳“新右派”思想，使得該群體正式概念化。

2004至2008年間，“自由主義連帶”“時代精神”“新右派全國聯合”等“新右派”組織相繼誕生，並在2007年李明博當選總統的過程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此後，大量“新右派”人士進入政治圈，擔任國會議員和政府要職。思想理論方麵，“新右派”逐漸超越經濟史研究範疇，建立起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完整體係。但在史觀上，“新右派”仍以“殖民地現代化論”為基本底色。

2012年，樸槿惠在大選中獲勝，韓國保守政權得以延續，但“新右派”反而迎來衰退期。一方麵，樸槿惠與李明博在保守陣營中分屬不同派係，與李明博團隊過從甚密的“新右派”自然難獲好感。另一方麵，樸槿惠的思想觀念更趨近於傳統右派，很難與主打經濟理論的“新右派”產生共鳴。在樸槿惠和文在寅執政期間，大多數“新右派”團體中止了活動。

2025年8月11日，韓國文化遺產廳長許敏在特別展覽“承載光輝的抗日遺產”媒體發布會上查看抗日義兵相關文獻。

尹錫悅執政期間的史觀爭議

高度強調理念和價值觀的尹錫悅政府在2022年上台後積極爭奪曆史敘事話語權，試圖給保守陣營賦予更多曆史“正當性”，一度被淡忘的“新右派”重回公眾視野。盡管對“新右派”的界定本身具有模糊性，而尹錫悅政府也一直否認同“新右派”存在任何關聯，但在尹錫悅執政時期的諸多史觀爭論中仍可看到其影子。

首先是人事任命方麵的爭議。

在尹錫悅政府核心要員當中，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泰孝、統一部長金英浩、政務首席秘書韓五燮等人曾在“新右派”團體中任職或參與“新右派”活動。2024年起，“新右派”或疑似“新右派”的人士被任命為東北亞曆史財團、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等韓國政府下屬的權威曆史研究機構負責人。2024年8月，尹錫悅政府任命“親日史觀人士”金亨錫為獨立紀念館館長，引發進步陣營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共同民主黨等進步黨派和一些抗日獨立運動團體缺席政府主辦的光複79周年紀念儀式。

其次是對日本的認知和政策。

尹錫悅執政期間極力淡化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的曆史。在“3.1運動”紀念日和光複節紀念活動等本應痛斥日本侵略史的場合，尹錫悅反而強調日本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夥伴”。對日政策方麵，尹錫悅積極修複文在寅時期跌入穀底的韓日關係，不惜違背民意做出重大讓步。2023年3月，韓國政府提出解決強征勞工問題的“第三方代賠”方案，即由韓方設立公共賠償基金，向韓國私人企業籌措資金，賠償給被日本強征為勞工的韓國受害者。這種“自己賠自己”的方式引起韓國國內輿論嘩然。進步陣營認為，尹錫悅的“媚日”政策是在政府內部的“新右派”影響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