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舉行的2025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以“凝聚共識、激發動能、擘畫藍圖”為使命，推動該組織實現從區域安全機製向全球南方合作樞紐的重要轉型。

當前，全球治理體係正經曆深刻變革，西方主導的傳統國際秩序麵臨“合法性弱化”與“治理效能不足”的雙重挑戰。從哈薩克斯坦的農業合作到伊朗的能源協商，從非洲國家作為觀察員參與到東南亞地區積極融入，天津峰會已成為全球南方凝聚新共識的重要平台。這一進程體現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更折射出南方國家集體追求機製化合作與戰略自主的整體趨勢。本次峰會以鮮明的全球南方導向、務實的合作倡議與製度創新，回應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安全與公平的迫切訴求，以“非西方主導、真正多邊、互利共贏”為特征，為打破“依附式發展”、構建新型多邊秩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中國方案。

錨定全球南方核心訴求，構建多邊主義新框架。全球南方國家長期麵臨國際規則製定權不足、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安全威脅外溢等結構性挑戰。為此，峰會係統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確立“主權平等、國際法治、多邊主義、以人為本、行動導向”五大原則，將公平正義理念轉化為可操作的行動路徑。該倡議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脈相承，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構成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有機體係。倡議強調“規則由各國共商”，回應南方國家反對西方單邊製裁的訴求；明確反對“長臂管轄”，為古巴、委內瑞拉等國維護發展主權提供法理依據。

突破製度壁壘，服務南方國家發展需求。天津峰會通過三大機製創新，推動上合組織由“對話論壇”向“行動網絡”轉型。一是拓展“上合+”模式，廣泛吸納非洲和拉美國家參與，聚焦糧食安全、能源轉型等議題，通過多項合作綱要推動資源協同與民生治理。二是構建“安全—發展”協同體係，設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禁毒、信息安全等專業中心，形成治理閉環，並將網絡反恐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納入聯合演習。三是創新經濟合作機製，批準多邊經貿合作綱要，推動通關便利、本幣結算與數字貿易，開展易貨貿易平台試點，增強經貿自主性。這些機製化創新不僅深化了上合組織自身建設，也為非西方世界合作提供了可行範式。

強化務實合作，彰顯南方合作網絡的可持續性。峰會期間，中印關係取得階段性改善，雙方達成邊境和平協議並恢複直航，為南方國家化解爭端樹立範例。在能源與發展領域，中印攜手在非洲推廣光伏技術，依托中國產能和印度軟件優勢建設微型電網，有效解決撒哈拉以南地區用電問題。作為新晉對話夥伴，伊朗推動上合組織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籌劃建設“上合—伊朗能源走廊”，助力中亞能源供應穩定。此外，上合組織與海合會貿易額預計在2025年突破1500億美元，較2020年實現翻番，表明南方國家通過自主合作可有效抵禦外部製裁，增強集體韌性與發展能力。這些實踐驗證了全球南方合作網絡的行動效能與可持續性，為構建平等互利、行動導向的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現實路徑。

誌合者，不以山海為遠。天津峰會標誌著全球南方國家正實現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共商者”的轉變，不僅是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係變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也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注入了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