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網專欄作者 揚之】

近日，默茨在德國外交部的駐外大使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德國外交旨在維護本國的自由、和平與繁榮。內政、經濟、貿易、國防和外交政策不應再被割裂開來考慮，“而必須將一切置於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維度中”。

在談到對華政策時，默茨重申，德國政府盡可能尋求合作，例如在氣候保護政策和全球危機領域。但與此同時，與中國的製度性競爭正在加劇。他指出，為了“長久保障德國的安全及競爭力”，出於戰略主權的考慮，“實現貿易和供應鏈多元化”必須成為優先事項。為此需要建立更多、更緊密的夥伴關係——特別是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國家。

根據此一外交“新政”，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在過去一個月內先後兩次飄洋過海來到亞洲：八月下旬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印尼，九月初又訪問了印度。

2025年9月3日，德國聯邦外交部長瓦德普爾在印度小試曲棍球時表示：“德國和印度同屬一個團隊。”

從行程和議題而言，瓦德富爾對這三國的訪問雖然側重點有所差異，目的多重，但針對性明確，不可謂不精心設計。

在當前的雙邊關係中，中日之間問題頗多，主要體現在對曆史反省、台灣以及釣魚島問題上；北京與雅加達的政經合作雖然頗為密切，但圍繞南海部分島嶼仍存在未解決的矛盾；中印關係最近似乎有所緩和，可根本問題依然存在。

其次，無論從地緣重要性還是經濟體量上看，德國認為這三國在亞洲都頗具代表性：日本發達的製造業、科研和高科技基礎；印尼的戰略礦產（鎳、煤、錫等）、市場潛力和人力資源；印度的信息科技人才、技術外包中心地位、巨大的人口紅利和市場潛力等。

最後，三國之間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在戰略合作方麵，除印尼相對模糊之外，日本和印度都有明確的指向和合作，如針對中國的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域外勢力對東亞及南亞的滲透和介入，三國（特別是日印）不同程度地起著“基地”和“橋頭堡”作用。

默茨政府將這三國視為“減少對華依賴”（De-Risking）的“關鍵夥伴”，其用心可見一斑。

“減少對外依賴”本身沒毛病，因為世界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多極趨勢越來越明顯。德國麵臨的壓力不僅來自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拋棄，還有自身“躺平”帶來的停滯不前。與他國發展和加深關係也沒毛病，因為外交事務本就屬於各國自己的內政，為本國尋找多條出路實屬正常。

問題是，調整外交重點為何要以詆毀中國和挑撥中國與鄰國關係為手段呢？如果柏林對華有怨氣和不滿，完全可以通過雙邊交流來溝通和解決，畢竟之前的中德關係基本上一直是相互成就，而非一方單向施舍另一方。

很遺憾，瓦德富爾在日本和印尼對華發表不友好言論後（請見拙文《走了個“好為人師”的貝爾伯克，來了個“莫名其妙”的瓦德富爾》），最近在印度又一次針對第三方，呼籲印度“共同捍衛國際秩序以對抗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背後的動機，分明是在利用一些鄰國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和“不安感”，通過強化“中國威脅論”見縫插針地進行戰略布局，擴大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確保資源和產品供應鏈，擴大出口市場。

其實，從上屆政府開始，“疏中”已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基調，估計短中期內已不可逆。這個新政有三麵大旗：以“民主、自由、法製和人權”為標簽的價值觀，以自身和歐盟經濟為基礎的實力底牌，以維護所謂“基於規則之國際秩序”為依據的正當性。

但是，德國以及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各種作為，讓許多國家看清了“價值觀”的雙標麵目，經濟實力的疲軟現實和“規則秩序”的霸權本質。因此，瓦德富爾最近在亞洲的言行“損人”是肯定的，但最終是否能“利己”還是個很大的問號。

“腳踏幾條船”：印度的外交傳統與戰略布局

近年來，全球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多極化趨勢明顯，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持續加劇。在這一背景下，印度的重要性逐漸凸顯。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以及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印度不僅是區域事務的重要參與者，更在全球戰略布局中占據了相當的地位。

印度的崛起不僅體現在經濟規模的增長，更在於其通過港口建設、交通網絡、國際貿易及多邊外交所展現的戰略自主性和靈活性。印度的全球策略不僅圍繞經濟利益展開，還涵蓋安全、政治與文化等多個維度。這一綜合戰略使印度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成為西方在印太地區尋求平衡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合作夥伴。

西方國家出於自身的地緣考量和冷戰意識慣性（“對手的對手即盟友”），想當然地將印度視為聯合對象。但印度的政策更強調國家利益和戰略自主，而非單純的價值認同；其“腳踏幾條船”的外交傳統也給西方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挑戰。

印度的地緣戰略、外交政策和多邊參與不僅對南亞及印太地區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也對西方在全球戰略中的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德國及歐盟在製定對印戰略時，一方麵需要充分認識印度作為“全球南方聲音”和多極秩序中重要一極的角色，同時也要意識到它不可能成為單純的西方“附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