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跡》開篇第一幕，林斯允褪下旗袍的那個瞬間，整座上海都靜了。

不是因為美，是因為冷。那件織金緞麵的旗袍，暗紋是百子圖，寓意綿延，可她脫得決絕，像剝下一層皮。她站在婦產醫院後門，梧桐葉被風吹著，打著旋兒，落在門前一灘血泊上。那血不是產婦的，是剛被拖走的地下黨人留下的。她沒看，也沒躲，就那麽站著，旗袍滑到臂彎，露出肩頭一道舊疤——不是燙的，是槍抵著留下的印子。

她將袖口的別針取下，銀光一閃，紮進日本軍官的咽喉。動作不快，卻準，像縫衣，像施針。那人倒下時，她沒逃，低頭整理旗袍，把開衩處的褶皺撫平。那道開衩，本是風月場上的誘惑，此刻卻成了權力的裂口——從那裏透出的光，照見了租界裏最不堪的真相：洋行買辦、黑幫頭目、軍閥姨太、日本特務，全靠這間醫院的“產單”分贓。誰生了，誰死了，誰的孩子報了誰的姓，全是暗賬。而旗袍上的百子圖，諷刺得刺眼——那些繡上去的娃娃，一個都沒活，全成了交易的籌碼。

童瑤演的林斯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下工作者”。她不藏槍，不遞紙條，她用的是身份本身。她是名媛，是產科護士，是能進出高級病房的“體麵人”。她給人接生，也給人“改命”——悄悄調換嬰兒腳牌，把烈士的骨肉塞進富商家的搖籃。她不靠武力，靠的是所有人都覺得她“無害”。男人看她，隻看旗袍和臉；女人看她，隻看首飾和妝。沒人想到，她最鋒利的武器，是那根別針，是那身衣服，是她被物化的皮囊。她把性別壓迫，變成刺向壓迫者的刀。

丞磊演的程敖，一身律師袍，筆挺，一絲不苟。他為傷員打官司，為死人討公道，可他每開一張死亡證明，筆尖落下時，力道都微妙不同。那支插在左胸口袋的派克鋼筆，不是寫字的，是記賬的。每一筆，每一道劃痕，都是暗號——誰死於槍傷，誰是被活埋，誰的屍體被運去了731的前身機構。他不靠電台，不靠密信，他用“合法文書”做情報。那些蓋著紅章的證明，白天是給家屬的交代，夜裏是地下黨的行動指南。他站在法庭上，聲音平穩，可每說一句“根據民法第XX條”，都在往敵人的骨頭裏釘釘子。

寧理演的醫院院長，最可怕。他戴金絲眼鏡，說話輕柔，見人先笑。他不是特務，不是漢奸，他是“生意人”。他讓產褥墊印上“仁愛醫院”的字樣，厚厚一疊，免費送進黑幫據點、軍閥宅院。那些墊子吸飽了血，再被悄悄回收，送到後院焚燒。火一起，灰飄出去，沒人知道，那灰裏混著產婦的指紋、嬰兒的胎發、還有用隱墨寫在棉布夾層裏的名單。他不殺人，他“處理”。他把生命當成可回收資源，把仁愛，做成一門幹淨的髒生意。

劉奕君演的巡捕房探長，最後掃過地下室那一堆如山的產褥墊，沒說話。他伸手摸了摸，布是濕的，還帶著體溫。他知道這不隻是衛生用品，是證據，是人命，是這座城腐爛的底褲。可他沒燒，也沒查，他隻是把名單收進口袋，轉身走了。他不是清廉，是他也分了一杯羹。他知道，這醫院不是救人之地，是權力的產房——每一個出生，每一個死亡，都在鞏固某種秩序。

《足跡》拍得沉，不靠爆炸，不靠追車，就靠一件旗袍、一支鋼筆、一疊棉布，告訴你：戰爭最殘酷的地方，不是前線，是在那些看似平靜的後方。在產房的燈光下，在律師的筆尖上，在旗袍的褶皺裏，有人正用最溫柔的方式，進行最狠的戰爭。而真正的權力，從不寫在法令上，寫在那些被血浸透的布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