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銘記這段曆史，不僅是對抗爭的致敬，更是對苦難的沉思。其中，日本軍國主義實施的“慰安婦”製度，是戰爭遺留的一道深重傷痕。它不僅僅刻在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之中，也對朝鮮半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持續至今的傷害。這段曆史跨越國界，成為東亞多國共同麵對的人權與正義之問。
韓國學者尹明淑長期致力於日本近現代史及“慰安婦”問題的深入研究。她指出，這一問題的複雜性遠未被充分認知——在日軍的係統性性暴力中，存在占領區與殖民地的製度性差異；除了被強製征召進入“慰安所”的女性，還有大量被誘騙、擄掠至軍妓所、賣淫設施中的女性，她們同樣屬於“國家性暴力”受害者範疇，卻在曆史敘事和法律認定中往往被模糊處理。尹明淑強調，必須從女性主義與國家暴力結合的視角，重新審視受害經曆的多樣性與結構性壓迫。
慰安婦問題至今仍引發諸多亟須回應之問：該如何準確界定“慰安婦”，才能不遺漏任何一名受害者？而今，當幸存者日漸凋零，慰安婦問題的研究正轉向哪些新的維度？它如何超越曆史賠償本身，介入當代關於女性權利、戰後責任與東亞和平的對話？
為此，網連線了韓國曆史學家、性別與慰安所問題研究所所長尹明淑，請她從專業視角出發，剖析上述爭議，並分享她對曆史真相的深刻思考。
【對話/網 鄭樂歡】
網：慰安婦製度在國際社會被定義為“戰時性暴力”及“反人道罪”。您認為這一定義是否充分涵蓋了受害者經曆的複雜性？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您認為需要補充哪些維度？
尹明淑：日軍慰安所製度屬於戰爭犯罪及反人道罪的國家犯罪，這一點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然而，日本右翼或像美國的約翰·馬克·拉姆塞耶（John Mark Ramseyer）教授等曆史修正主義者卻主張日軍慰安所製度不過是公娼製度的戰時版。他們的依據是，當時日本的公娼製度是皮條客與女性通過契約建立的性交易，是合法製度。
因此，他們認為作為戰時版公娼製度的慰安所製度不存在國家責任。
當時日本的公娼製度雖是國家通過法律許可的製度，卻可以說是一種國家侵犯婦女人權的反人權製度。此外，公娼製度下的皮條客與女性之間，也並非如拉姆塞耶所主張的那樣是公平的契約關係。
韓國首爾，日本駐韓使館門前，一名白發蒼蒼的慰安婦幸存者撫摸著代表慰安婦少女的“和平紀念碑”。
日軍慰安所製度屬於違法的國家犯罪，這一點已經由國際法表明。日本政府1925年批準的《取締販賣婦女兒童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以下簡稱“1921年公約”）所規定的標準，日軍慰安所製度也未能遵守。日本本應按照“1921年公約”規定的年齡（21歲以上）修訂國內法，將國內允許賣淫的年齡“18歲以上”的標準與之統一，但日本最終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
並且，這種情況在殖民地更為嚴重。在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朝鮮半島和台灣，他們分別附加了17歲、16歲以上的“民族歧視”。而且，日本政府在批準“1921年公約”時，附帶了“殖民地保留條款”作為條件，因此朝鮮或台灣女性的情況是，允許買賣性行為的成年女性年齡仍低於日本本土。
在這種背景下，向接待業、娛樂業供應女性的製度在朝鮮被利用——作為動員招募慰安婦的手段和方式。在殖民地警察的默許和協助下，這些女性被當作人口販賣一般進入到了所謂動員招募慰安婦的供應鏈當中。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日本當時將殖民地女性動員為慰安婦時，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年幼少女。
此外，根據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留下的史料記載，他們主張要慎重挑選動員女性的業者，並要求動員地區的警察和憲兵予以協助。
如上所述，在朝鮮或台灣等殖民地的“慰安婦”動員，與中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日本占領地的“慰安婦”動員存在部分差異。“慰安婦”動員的最大特征在於日軍是否親自出麵。在占領地，雖然有時通過村中長老或親日派地主等強製招募“慰安婦”，但在掃蕩等戰爭過程中，軍人直接強行擄走女性作為“慰安婦”的情況也很多。
與此不同，在殖民地，由於統治已通過武力和法律得以確立，軍隊無需親自出麵。特別是在朝鮮，1919年爆發全國性的“三一獨立運動”後，日本殖民當局甚至將統治體製從武斷統治調整為所謂的“文化統治”。可能正因有過這樣的教訓，在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戰時體製下，日本殖民當局才未能在《國民總動員法》等必要的人力動員法律中，公然加入將朝鮮女性征召為“慰安婦”的條款。這與直到日本戰敗前夕的1944年4月，才向朝鮮青年實施征兵製的做法一脈相承。
正如日軍在中國的性暴力成為激發抗日意識的重要導火索，在極其重視女性貞潔的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朝鮮，女性被強行擄走充當“慰安婦”，同樣是對民心的巨大衝擊。這一點，從日本殖民當局對涉及“慰安婦”動員的傳言——以“流言蜚語罪”進行嚴厲搜捕和懲處——就可見一斑了。
與占領地不同的另一方麵在於，日帝的公娼製度被移植實施於殖民地上，且動員“慰安婦”時利用了娼妓女性的供應機製。在這種背景下，特別是在殖民地的“慰安婦”供應機製中，交織著貧困與儒教社會下父權製對女性的歧視意識等因素，從而衍生了許多違反刑法的犯罪行為形態，如人口販賣、就業欺詐、誘拐與掠取等。
綜合來說，1990年代以來，“慰安婦”問題在國際上備受矚目，但是對日軍的性暴力問題認識還是有待補充的。換言之，和解運動（해결운동）一直隻集中在日軍慰安所製度下的“慰安婦”受害上。從女性主義視角，即從受害女性的視角來看這一問題，日本的國家犯罪並不僅限於通過日軍慰安所製度實施的性暴力。
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對女性的強奸、輪奸、強奸致死、強奸致傷等性暴力，同樣是日軍實施的性暴力，是戰爭犯罪。中國山西省的性暴力受害者中，既有慰安所製度下的“慰安婦”受害者，也有許多慰安所製度之外的性暴力受害者。在中國，這些受害者也被稱為“慰安婦”受害者，但準確地說，她們的“受害”是不同的。
以朝鮮女性為例，假設在1941年，一名女性被“慰安婦”招募業者動員，被帶到中國黑龍江省的慰安所；另一名女性被帶到中國黑龍江省的日本人經營的賣淫場所——根據中國黑龍江省的現存資料，日本人業主經營的賣淫場所也主要是以日本軍人為對象的營業形態。
国产AV蜜桃网站現在隻承認前者是“慰安所”受害者，但從被擄走女性的立場來看，兩者都是受害者。後者的案例，也是違反當時適用於朝鮮的日本刑法的案例。
通過女性主義視角，国产AV蜜桃网站能夠以更多樣、更廣闊的視角去看待國家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