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夢琦

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近日，一起在職場遭遇性侵後被認定為工傷且獲得索賠的案件引發公眾的廣泛關注。

在遭遇職場性侵前，當事人崔女士是天津某汽車配件公司的銷售總監，深耕職場十七年。然而，在一次出差過程中，她遭遇公司實控人王某性侵，人生軌跡驟然改變。雖然王某被刑事處罰，但公司依然選擇將她拋棄，以曠工為由解雇崔女士。崔女士選擇堅定維權，近日成功獲得工傷認定生效判決，成為職場性侵獲得工傷認定的第一人。

本案不僅開創了我國工傷認定職場性侵的先例，也開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作為工傷依據的先河。從法律角度而言，極具代表性意義。

精神疾病如何認定為工傷？

事實上，崔女士被認定為工傷的維權道路走得格外艱難。性侵是刑事犯罪，但刑事被害未必構成工傷。如何將職場性侵和工傷認定關聯起來，便成為了法律難題。

本案中，聯結二者的中間因素，是崔女士由於該次性侵罹患精神疾病。因此，本案首先麵臨的問題就是，精神疾病是否能夠認定為工傷，以及在什麽情況下能夠認定為工傷。

通常而言，工傷往往與身體傷害相關，精神疾病被視為工傷的案例相對罕見。崔女士在接受了天津市安定醫院的近三個月治療後，於2024年7月9日獲得了醫院開具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專家診斷證明，但彼時並未立即獲得工傷認定。

《勞動能力鑒定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GB/T 16180-2014）標準規定了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勞動能力的鑒定原則和分級標準。依據該標準的門類劃分，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精神科門類被劃分為5個門類之一。但精神障礙要求的標準，又需要滿足4個條件：a）精神障礙的發病基礎需有工傷、職業病的存在；b）精神障礙的起病時間需與工傷、職業病的發生相一致；c）精神障礙應隨著工傷、職業病的改善和緩解而恢複正常；d）無證據提示精神障礙的發病有其他原因（如強陽性家族病史）。

由此來看，這些標準隻把精神創傷理解為身體創傷的延伸反應，條件過於苛刻。而本案中，天津市人社局最終認定崔女士遭遇性侵後出現精神疾病屬於工傷，所依據的又是《工傷保險條例》。該條例第14條第五項規定，“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認定為工傷”。由此來看，天津人社局是將精神創傷涵括入“傷害”的範疇，這種解釋當然符合《工傷保險條例》對於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立法本意。

即使精神疾病可以被認定為工傷，但要證明侵害與精神疾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也是一個艱難且複雜的過程。本案《工傷認定決定書》中顯示，“因對診斷證明書中創傷後應激障礙難以區分是否是此次申請情形直接導致，需進行工傷認定前傷與非傷鑒定”。

事實上，崔女士前後也做了兩次專家鑒定，第一次專家問詢崔女士的診斷病例為什麽在事件發生後7個月才開始治療，崔女士隨即拿出了此前在其他醫院的診療記錄。但這次專家鑒定並未得出任何結論，崔女士隨後又接受了第二次專家鑒定。

在第二次專家鑒定中，專家最終得出結論：崔女士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與遭遇職場性侵的經曆具有直接因果關係。據此，崔女士所受創傷後應激障礙被認定為工傷的最大障礙被排除。

2024年12月，崔女士工傷認定成功後拍攝 圖源：中國新聞周刊

此次工傷認定的其他難題

本案中，除“精神損害能否認定為工傷”這一難題外，崔女士的工傷認定麵臨“是否屬於因工外出、“醉酒狀態是否免除企業的工傷責任”的諸多爭議。從這些爭議中也可以窺見，崔女士在維權路上走過的重重難關。

首先是“因工外出”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下列情形為“因工外出期間”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以外從事與工作職責有關的活動期間。

本案中，崔女士任職的公司表示，崔女士所參加的晚餐並非工作部分，而是私人活動，意圖推翻工傷認定。然而，崔女士提供的證據材料顯示，她是被指派去杭州出差，事發當晚的商務宴請發票也足以證明是公司招待工作，這些證據佐證了崔女士屬於因工外出期間。對於場所的問題，判決書表示，“因公外出期間的休息場所屬於工作場所的延伸”，就此得以認定崔女士符合“因工外出”的標準。

其次是醉酒狀態是否免除企業的工傷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職工因醉酒導致本人在工作中傷亡的，不認定為工傷。然而，根據崔女士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她是被老板借微信信息指示而被迫喝酒的。判決書同時明確，崔女士所受到的傷害，並不是由於她的醉酒行為導致，而是加害人王某的直接加害行為導致。故而，崔女士的醉酒狀態與她所受到的侵害無關，也不能作為公司免責的事由。

經過重重難關，工傷認定的三大焦點問題——精神損害、因工外出和醉酒狀態——得以被逐一掃清，2024年12月2日，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出具《認定工傷決定書》。這也為天津市津南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支持崔女士的裁決結果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崔女士任職的公司以曠工為由解除勞動合同被認為違法，法院也要求其繼續履行，且支付崔女士停工留薪期工資等各項費用共計110餘萬元。

其任職公司不服《認定工傷決定書》，以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為被告提起了工傷認定案的行政訴訟，但訴訟請求被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駁回。由於該公司未上訴，此份2025年7月16日作出的行政判決書生效。至此，這起工傷維權案，成為了出差被職場性侵，被認定工傷的國內第一案。

110餘萬賠償背後的法律依據

在工傷認定之外，崔女士還申請了關於工傷待遇的勞動仲裁。2025年3月，崔女士工傷待遇案由天津市津南區勞動仲裁委作出裁決。仲裁裁決書支持了崔女士申請公司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請求，並要求公司支付崔女士停工留薪期工資、周六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未休管理假工資等共計1110742.4元。在這110餘萬元中，包括崔女士2023年10月至2025年1月的846145.9元停工留薪期工資。

仲裁裁決書載明，“停工留薪期為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期間，職工在停工留薪期內無需出勤工作，更無需履行請假手續，更無法因為為出勤工作或為履行請假手續而構成曠工。”

從法律角度而言，停工留薪期是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期間。《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停工留薪期的具體內容：“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過12個月。傷情嚴重或者情況特殊，經設區的市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可以適當延長，但延長不得超過12個月。工傷職工評定傷殘等級後，停發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關規定享受傷殘待遇。工傷職工在停工留薪期滿後仍需治療的，繼續享受工傷醫療待遇。”

依據《天津市工傷保險若幹規定》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由用人單位根據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管理辦法和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確定，由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承擔停工留薪期爭議確認、停工留薪期延長確認的職責。《天津市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管理辦法》中列明的《天津市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分類目錄》中，雖並沒有直接精神損害的規定，但該辦法第五條規定，工傷職工所受傷害未列入《天津市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分類目錄》的，以臨床治愈或經治療相對穩定需要的時間為停工留薪期，具體期限由用人單位根據醫療機構出具的診斷證明確定。

在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認定崔女士所遭受性侵傷害為工傷後，崔女士所在公司於2024年12月13日出具工傷職工停工留薪期確定通知書，確認崔女士停工留薪期為12個月，自2023年9月23日至2024年9月22日。此後，天津市津南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三次作出延長停工留薪期鑒定結論書，認定崔女士2023年9月23日創傷性事件致創傷後應激障礙，分別同意延長停工留薪期6個月和兩次3個月。

工傷行政訴訟判決勝訴後，崔麗麗在法院門口拍攝。 圖源：中國新聞周刊

雖該公司曾不服鑒定結論，數次要求重新進行專家鑒定，但鑒定結論並未改變。因此，崔女士的停工留薪期為2023年9月23日至2025年9月22日。

崔女士所在公司不服該工傷待遇仲裁裁決，再次提起行政訴訟，目前該案正在法院一審階段。

女性職場遭遇性侵後，維權何以可能？

崔女士的采訪視頻，已在抖音上獲得了兩三億的播放量、100萬以上的點讚，這足以說明有無數人在關心著她的遭遇。所以，崔女士的維權戰已不再是她一個人的戰爭，也是所有可能遭到類似厄運的職場人士的戰爭。

如果一名女性，在事業上堅持拚搏進取17年，足以成為世俗目光中的佼佼者，卻依然麵臨著如此艱難的處境和一座座難以翻越的高山，那麽一個普通職場女性又麵臨著怎樣的處境，又有多麽大的痛苦和委屈，不能言說或不敢言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崔女士是勇敢的，她站出來捍衛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披荊斬棘中跨越了重重偏見，並為其他職場女性們辟出了一條維權之路。她在視頻中的發言，每次聽來都振聾發聵、令人鼓舞：“我想告訴職場女性，遭遇侵害不是恥辱，沉默才會讓施暴者更猖狂。”

同樣，崔女士得以維權成功，也與相關辦案人員的善意和勇氣不可分離。無論是性侵刑事訴訟中的辦案人員，還是工傷案件中的工作人員，都用智慧和行動作為法律的注腳，保障了崔女士的個人權益和維護了法律的公道。他們讓弱勢的勞動者在遭受企業二次傷害之後，仍能相信世界擁有正義和光明。

這才是人們所期待的法治的理想狀態：在法治的理想狀態裏，不是沒有犯罪和惡行，而是在麵對這些犯罪和惡行時，国产AV蜜桃网站都能堅定站在正義的一方，並以法律的智慧維護和撫慰那些被侮辱和被傷害的人們。

“法治理想國”由中國政法大學教師陳碧、趙宏、李紅勃、羅翔共同發起，係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欄目。

主編｜蕭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