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1941年3月的一天，蘭州街頭風沙正緊。王洛賓提著一個舊皮箱，風塵仆仆地走進了那條熟悉的小巷。他沒提前打招呼，也沒寄信。按理說，這種時候的突然回家，不該是驚喜嗎？

可門沒鎖，屋裏的燈是亮的，餐桌上還放著剛吃過的飯菜。問題是，碗筷是兩副，煙味也不對，不是他那種葉子煙的味兒。他站在門口，還沒開口，屋裏頭的人轉過身，語氣平靜得像在問鄰居借鹽。“你今晚住哪兒？”

王洛賓愣了幾秒，沒說話。那一刻，什麽都明白了。說實話，他不是沒想過兩人之間出了問題。可親眼看到這一切，還是像被冷水潑了頭。

家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連牆上的琴架都沒了。他轉身下樓，沒回頭。第二天，他回來取行李。她沒攔，也沒解釋。

他收拾得幹幹淨淨，走的時候連早飯都沒吃。短短幾天後，報紙上登了一則小廣告：“自即日起，與杜明遠女士解除婚姻關係，今後互不相關。”落款是王洛賓本人。這事兒在當時並不算稀奇，戰時社會節奏快，婚姻變動也多。但誰也沒想到，這隻是個開始。

兩周後，王洛賓在蘭州一家旅館被帶走。三個人，穿便衣，說是“接到舉報”，連個手續都沒打。他當時還以為是拍紀錄片那會兒出了什麽差錯，也沒掙紮。可接下來的審訊讓他徹底明白了——這不是誤會，是早就安排好的。

被指控的理由是“接觸可疑分子、傳播危險思想”。證據是一堆筆記和歌詞，還有幾封私人信件。甚至連他在青海湖邊跟誰喝過酒、唱過什麽歌，都被一一列出。最讓他震驚的，是那份舉報材料的署名：徐則林。

這個人，正是他前妻杜明遠的“新朋友”。憲兵係統出身，手上有點權力，更有點背景。他不是單純的情敵，更像是個布了局的人。其實倒過來想也不難理解。

那時候的西北，不光是戰區，還是意識形態的前線。蘭州、西寧這些地方，表麵是文化建設，背後卻有不少政治清算在悄悄進行。王洛賓是個音樂人，常年跑邊疆，接觸的多是民族群眾和左翼文藝青年。說白了，身份很敏感。

可他自己並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那幾年，他在青海、寧夏、甘肅一帶拍片、采風，收集了幾百首民間小調和歌詞。他關心的是旋律、民俗、語言，沒想過這些東西也能成為“證據”。他不是黨員，也沒參與什麽政治組織。

但在那樣的政治氛圍裏，不站隊就是問題，太自由的人最危險。於是他被關起來了。沒有判決、沒有庭審，就這麽關了三年。地點是蘭州警備司的一個看押所，條件很差，地上潮濕，牆壁滲水。

審訊隨時開始，有時候大半夜被叫出去，有時候吃完飯就被拖走。每次問的都是那些問題，他回答了一遍又一遍。後來他幹脆不說話了。那時候他還不到三十六歲，正是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

他用麵包紙寫歌詞，用磚頭刻節奏，用腳拍拍子，也哼給自己聽。他在裏麵寫過一首歌，名字叫《灰牆之歌》。歌詞沒有流傳下來，隻知道他曾用這首歌撐過了最難的那段日子。外頭的人漸漸忘了他。

他的名字不出現在報紙上，也沒人再提他曾經寫過《在那遙遠的地方》。說起來也是諷刺，他的婚姻結束得幹脆，離婚公告隻有幾行字；可這場政治清算卻拖了三年，最後連個明確說法都沒有。1944年春天，天氣剛暖，換了個看守。那天早上，他收到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明日出獄。”

就這麽一句話，像是通知一個租戶退房。第二天，他被放出來。沒人解釋原因，也沒人道歉。隻說“經查無實證”，可以走了。

他沒回蘭州，直接去了西寧。那裏還有他留下的一隻錄音機和幾本沒完成的譜子。他住在青海湖邊一間舊屋裏，繼續采風，重新開始。他說得少了，寫得多了，也更小心了。

每一首曲子都備份，每段歌詞都藏好。三年之後，他寫下了《達阪城的姑娘》《瑪依拉》《青春舞曲》。這些歌流傳得很快，在西北唱開了，後來傳到內地，再後來成了中國民歌史上的經典。但那件事，他從不再提。

有一次采訪，有人問他怎麽想到寫《青春舞曲》，他笑了笑，隻說：“很多歌，都是命裏來的。”從那以後，再也沒人聽他說起“杜明遠”這個名字。參考資料：張新穎，《王洛賓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李輝，《西部歌王王洛賓》，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北文藝史料選編》，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