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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1. 9日，以色列出動 15 架 F-35I 隱身戰機與 F-15I 戰機，空襲卡塔爾多哈的哈馬斯停火談判代表團。行動發射 10 枚精確製導彈藥，最終僅擊斃 6 人。

2. 路透社、半島電視台等信源顯示，哈馬斯襲擊前獲情報預警，迅速轉移至地下掩體；接任哈馬斯主席的哈立德・馬沙爾事發時不在多哈，代表團高級成員全員安然無恙。以軍宣稱的 “精準命中、決定性成果” 淪為僅擊斃隨行人員的象征性打擊。

3. 以色列的行動是多方默許的結果：美國在以軍戰機升空後知情，卻 “延遲通報” 卡塔爾，2 小時窗口期內 “故意來不及幹預”；沙特默許以軍借道，防空係統全程未啟動；卡塔爾雖有 “愛國者 - 3”“薩德” 等先進防空係統，卻全程不反應，僅事後 “強烈譴責”，此舉可能是為了平衡大國壓力與自身政治信譽。

4. 以色列戰術得手卻戰略失利。卡塔爾退出加沙停火調解，外交進程停滯，哈馬斯塑造“受害者”形象，更易獲得國際同情；內塔尼亞胡力排眾議推動行動，卻導致外交孤立；海灣國家更注重政權存續與大國庇護，而非意識形態或阿拉伯團結，因此拋棄哈馬斯。種種跡象預示中東或進入“遠程打擊 + 幕後交易”的“新現實主義”時代。

作者丨唐駁虎

2025年9月9日，以色列空軍又出動了：跨越1700公裏，深入波斯灣腹地，對卡塔爾首都多哈發動精準空襲，目標直指正在此地參與加沙停火談判的哈馬斯高層代表團。

這次行動不僅打破了“調解國主權不可侵犯”的中東外交潛規則，更以高度協同的遠程打擊能力，繼續向世界宣告以色列已具備對整個中東核心地帶實施“定點清除”的戰略能力。

據以色列陸軍電台披露，這次行動由約15架F-35I“隱身猛禽”和F-15I“雷電”戰機聯合執行，從內蓋夫空軍基地起飛，經空中加油後穿越沙特領空，最終在幾百公裏外內向卡塔爾一處高度戒備的住宅區發射10枚精確製導彈藥。

戰機在在數秒內發射約10枚導彈，且僅針對一個目標。導彈抵達時間為當地時間下午3時46分（北京時間晚上8點46分），目標建築被摧毀，但哈馬斯核心成員幸免於難，僅有副主席兼首席談判代表哈利勒·哈亞的兒子、辦公室主任及3名隨員身亡。

多方默許，哈馬斯成為“反伊聯盟”犧牲品

最令人震驚的並非軍事行動本身，而是事件背後的多層次默許與戰略共謀。

首先，美國知情但“延遲通報”。特朗普在事後聲明中承認，美軍在以軍戰機升空後即獲知行動，他隨即指示特使通知卡塔爾，但“為時已晚” ，已經無法有效幹預。

這一說法實為政治話術——從戰機起飛到抵達目標約需2小時，所謂“來不及”實為有意為之的“事後知會”，既保全盟友麵子，又避免承擔直接責任。

其次，沙特阿拉伯默許空域通行。以色列戰機若要抵達卡塔爾，必須穿越沙特或伊拉克領空。盡管沙特官方未表態，但其防空係統全程未啟動，且有情報顯示沙特已秘密批準以軍借道。

這一舉動暴露了中東地區“反伊大聯盟”的真實底色：在共同對抗伊朗的框架下，阿拉伯諸君主國寧願犧牲哈馬斯這一“棋子”，也不願動搖與美以的戰略默契。

最後，卡塔爾“被動默許”。卡塔爾首相穆罕默德·本·賈西姆·阿勒薩尼明確表示，美國在襲擊發生10分鍾後才通報。

而卡塔爾擁有“愛國者-3”、“薩德”和“天弓”等先進防空係統，F-15QA、陣風等戰機也處於戰備狀態，卻全程未作反應。

這絕非技術失能，而是政治選擇——作為美國烏代德空軍基地的東道國，卡塔爾無法在美以聯合行動中真正“反抗”。其所謂“強烈譴責”，不過是對外維護主權形象的必要表演。

技術細節：LORA導彈與隱身機群的“穿透式打擊”

從技術層麵看，以色列這次行動的技術特點在於武器選擇與戰術協同。

以軍使用了10枚“空中羅拉”(Air-LORA)空射彈道導彈，這是由以色列“拉斐爾”公司研發的準高超音速武器。該導彈重1.6噸，戰鬥部600公斤，射程在空中發射平台加持下可達700公裏，采用雙錐體彈頭設計，具備末端機動突防能力，精度(CEP)小於10米。

雖未達5馬赫高超音速標準，但再入速度極快，傳統防空係統難以攔截。

更關鍵的是，F-35I的隱身能力使機群在穿越阿拉伯半島時未被雷達有效鎖定。配合空中加油，以軍實現了“超視距、隱身突防、快速投彈、安全返航”的全鏈條打擊，標誌著其遠程精確打擊體係已成熟。

目標幸存：一場高調卻失敗的“斬首行動”

盡管以色列高調宣稱空襲“精準命中”並取得“決定性成果”，但多方獨立信源和主流媒體的後續報道逐漸揭穿了這一說法。

據路透社、半島電視台及多名接近哈馬斯高層的消息人士披露，以軍此次“定點清除”行動並未擊中核心目標。

在襲擊發生前，由副主席兼首席談判代表哈利勒·哈亞（Khalil al-Hayyah）率領的談判代表團已獲得情報預警，迅速撤離原定會晤地點，轉移至加固的地下掩體或備用安全屋。

因此，代表團全體高級成員均安然無恙，躲過一劫。而在哈尼亞、辛瓦爾之後接任哈馬斯主席的哈立德·馬沙爾（Khalid Meshaal），據信事發時並不在多哈。

這場聲勢浩大的遠程打擊，最終僅以擊斃數名隨行人員和一名卡塔爾警察告終，戰略目標宣告落空。

根據哈馬斯官方確認及多方信源核實，現場 6名遇難者身份如下：

1.吉哈德·拉巴德（Jihad Labbad），別名“阿布·比拉爾”（Abu Bilal）

哈馬斯副主席哈利勒·哈亞的辦公室主任。

2.哈曼·哈亞（Hammam al-Hayyah），別名“阿布·葉海亞”（Abu Yahya） ，哈利勒·哈亞之子，哈馬斯政治局成員。

3.阿卜杜拉·阿卜杜勒·瓦赫德(Abdullah Abdel Wahed)，別名“阿布·賈利勒”或“阿布·哈利勒”（Abu Khaleel） ，哈馬斯高級官員巴塞姆·納伊姆（Bassem Naim）的隨行人員。

4.穆阿明·哈蘇納(Mu’min al-Hasuna)，別名“阿布·奧馬爾”(Abu Omar)。

5.艾哈邁德·馬姆盧克(Ahmad Mamlouk)，別名“阿布·馬利克”(Abu Malik）,哈馬斯多哈辦公室職員，兼任安保人員（保鏢）。

6.巴德爾·薩阿德·穆罕默德·胡邁迪(Badr Saad Mohammed Humaidi),卡塔爾國內安全部隊警察，在執行安保任務時不幸遇難。

以色列的這次襲擊目標為哈馬斯在多哈的政治辦公地點，上述五名巴勒斯坦籍人員均為哈馬斯派駐多哈的工作人員或家屬，卡塔爾警員因現場執勤而殉職。另有數名隨行人員受傷。

哈馬斯核心領導人、談判代表團均幸免於難。這一結果令以色列的“斬首”行動淪為一場象征性打擊。

默許與放水：“主人”卡塔爾的兩難博弈

其實，最引人矚目的並非空襲本身，而是東道國卡塔爾令人費解的“被動沉默”。

作為海灣地區軍備最精良的小國之一，卡塔爾不僅部署了“愛國者-3”和“薩德”等先進反導係統，更擁有36架F-15QA、24架“台風”、24架“陣風”和24架幻影-2000戰鬥機組成的空軍。

另外，美國在中東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烏代德空軍基地也坐落其境，配備完善的預警雷達與空中指揮體係。

按理說，任何未經許可的空中入侵都應被迅速識別並攔截。何況，這套係統在今年6月也成功攔截了伊朗向卡塔爾發射的近20枚彈道導彈。

然而，麵對以色列在700公裏外發射的空地導彈，卡塔爾防空係統卻全程“失語”：雷達未開啟、戰機未攔截、防空導彈未發射。

更耐人尋味的是，襲擊發生前20分鍾，卡塔爾空軍的F-15QA按計劃升空巡邏，卻未對逼近的以軍導彈采取任何應對動作，仿佛視而不見。

這一係列反常舉動強烈表明，卡塔爾當局極可能事先已獲知行動信息，並在美以的施壓下被迫選擇“默許放行”。作為依賴美國安全庇護的盟友，卡塔爾難以公開對抗華盛頓的戰略意圖。

但與此同時，卡塔爾並未完全屈從 ——據信，其在最後關頭仍向哈馬斯代表團發出預警，促使其緊急撤離，從而挫敗了以色列“斬首”核心領導層的企圖。

這一微妙操作，暴露了卡塔爾在“大國壓力”與“政治信譽”之間的艱難平衡：既要向美國示忠，又不願徹底背棄其長期經營的調解者角色。

從庇護者到旁觀者：卡塔爾對以色列的“戰略服軟”

實際上，卡塔爾長期以來一直是哈馬斯最重要的海外支持者和政治庇護所。自2012年哈馬斯領導人從大馬士革遷出後，多哈便成為其事實上的海外總部與外交中樞。

卡塔爾埃米爾多次公開接待哈馬斯高層，包括政治局主席伊斯梅爾·哈尼亞和副主席哈利勒·哈亞，為其提供安全居所、外交平台和巨額資金支持——據估計，卡塔爾每年向加沙提供數億美元援助，其中相當一部分經由哈馬斯渠道分配。

這種支持並非秘密，而是卡塔爾以“調解者”身份介入巴以事務、提升地區話語權的核心策略。

然而，此次以色列公然在多哈實施“定點清除”，卡塔爾防空係統卻全程沉默，事後僅以“強烈譴責”回應，甚至在美國“事後通報”的尷尬處境下被迫接受既成事實，充分暴露了其戰略脆弱性。

曾經以“斡旋者”姿態周旋於美、以、哈之間的外交平衡術，在絕對軍事實力麵前已難以為繼。

這次被迫“服軟”，標誌著卡塔爾對哈馬斯的庇護時代進入尾聲，其地區角色正從“獨立調解人”向“美國戰略附庸”悄然退卻。

戰略誤判：一場贏了戰術卻輸了大局的冒險

以色列選擇在此時發動對多哈的遠程打擊，其戰略動機清晰而緊迫。

隨著歐洲多國（法國、西班牙、愛爾蘭等）相繼表態支持承認巴勒斯坦國，加沙停火談判在卡塔爾等第三方斡旋下也出現實質性進展，內塔尼亞胡政府正麵臨前所未有的外交壓力。

若哈馬斯以“談判方”身份登上國際舞台，將極大提升其政治合法性，進而削弱以色列長期構建的“反恐戰爭”敘事，動搖其軍事行動的道義基礎，甚至威脅國內右翼聯盟的政治支持。

為此，以色列鋌而走險，試圖通過“斬首”哈馬斯高層，徹底打亂談判節奏，重奪戰略主動權。然而，這一“精準打擊”最終淪為一場戰略敗筆。

盡管以軍成功實施了高難度的遠程奔襲，但核心目標——哈利勒·哈亞等高級領導人——因提前撤離而幸免於難。

更嚴重的後果是，東道國卡塔爾在主權遭公然侵犯後，宣布退出加沙停火調解機製，使本已脆弱的外交進程陷入停滯。

這一結果正中哈馬斯下懷：它不僅避免了高層覆滅，還成功將自己塑造為“被侵略的受害者”，進一步贏得國際同情。

戰略失敗：內塔尼亞胡的孤注一擲與行動失敗

此次行動由內塔尼亞胡力排眾議強行推動。據《耶路撒冷郵報》援引知情人士報道稱，以色列安全內閣僅通過媒體才得知多哈行動。

安全機構首腦之間並未形成統一立場：辛貝特支持此次襲擊，安全體係內其他部門則熱情不高。

摩薩德局長並未反對行動本身，但反對其時機，認為在談判進行期間暗殺哈馬斯領導人“站不住腳”。內塔尼亞胡推翻了他的意見，下令立即執行卡塔爾行動。

內塔尼亞胡執意為之，動機明確：在多國醞釀承認巴勒斯坦國、停火談判取得進展之際，以“斬首”破壞哈馬斯談判能力，迫使美國重啟“極限施壓”。

然而，行動失敗——目標未死，反而使哈馬斯獲得“幸存者光環”，國際同情上升。以色列看似展示了一次強大的軍事能力，實則暴露了其日益孤立的外交處境。

這場行動，贏在戰術執行，卻輸在戰略全局——它用短期的軍事勝利，換來了長期的外交破產。

地緣重構：海灣君主國的“現實主義背叛”

最後，這次事件揭示了海灣國家政府的某種外交邏輯。

在美以霸權麵前，卡塔爾、沙特等國選擇“默許”而非“對抗”，因其根本利益在於政權存續與大國庇護，而非意識形態或阿拉伯團結。哈馬斯作為“抵抗軸心”的象征，終被“務實聯盟”拋棄。

以色列的局部勝利，不是軍事的，而是戰略的——它證明，在實力麵前，外交規則不過是紙麵約束。

而中東的未來，或將進入一個由遠程精確打擊與幕後交易主導的“新現實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