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

日前，廈門市人大通過《廈門經濟特區網約配送員勞動權益保障若幹規定》，並將於2026年1月1日起實施。針對網約配送員這一特定群體專門出台規定，體現出“小切口”立法特點。其主要創新意義在於通過立法方式明確了平台企業的責任，並構建了多層次的勞動保障體係。

無獨有偶，《安徽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規定》已於9月1日起正式實施。與廈門的“小切口”立法不同，安徽打造的是一部新業態領域省級綜合立法，更具廣泛性，覆蓋了配送、出行、家政服務等多個行業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近年來，隨著平台經濟迅猛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長，其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也日益凸顯。我國在國家層麵已出台多項政策，同時，地方立法實踐也在積極推進，嚐試通過立法途徑破解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難題。

兩部地方立法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構建起多層次權益保障體係。通過核心概念界定，明確法律調整對象與適用範圍；直麵勞動關係認定難題，強調書麵協議的重要性，嚐試在傳統勞動關係之外探索新的規範路徑；關注算法公平和報酬透明度，試圖製約“最嚴算法”，保障勞動者獲得公平合理的勞動報酬；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關注其身心健康，防止過度勞動；突破傳統社保與勞動關係捆綁的模式，探索更加靈活、多層次的職業風險保障機製；強化平台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關注工作過程中的具體安全風險和防護措施；強化集體協商的作用，暢通勞動者訴求表達和權益救濟渠道，致力於構建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製；引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營造關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氛圍，提供切實的公共服務支持。

可以說，兩地的規定將國家出台的多項政策文件進行了細化和升華，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和約束力，能夠為其他地方乃至國家層麵的立法提供參照。立法直麵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最關心的報酬、休息、安全、社保等基本權益保障的核心議題，同時拓寬訴求表達和權益救濟渠道。兩地分別以省級綜合立法和經濟特區“小切口”立法進行規範的立法路徑說明，地方立法要體現靈活性和實用性，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立法策略，但其目標是一致的，即促進實現平台經濟的發展與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平衡。

“十四五”以來，我國高度重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門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平台用工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係情形”這一重要概念，並針對勞動報酬、休息休假、職業傷害保障等焦點問題提出了原則性要求。此後，國家層麵又陸續發布了一係列政策文件，並啟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這些政策文件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了初步框架，具有快速響應、靈活性和多層次保障體係等優點，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效。然而，在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政策化保護路徑的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如內容原則性規定較多、權利不清晰、缺乏可操作性、規則的地方化和碎片化、難以容納裁判規範等。

鑒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的重要性與特殊性，為克服政策化保護路徑的弊端，實現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長效化與規範化，我國應考慮適時出台專門立法，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概念、關係認定標準、基本勞動權利、社會保障等內容進行全麵係統的規定，為這一群體的權益保障提供穩定、統一的法律依據。

安徽和廈門的地方立法實踐，為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了寶貴經驗。從政策文件到專門立法，不僅是法律形式的升級，更是治理理念的轉變。推動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護從政策治理向立法治理轉型，要整合歸納現有政策文件的運行情況和地方實踐經驗，係統設計適合我國國情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方案。秉持實用性原則，通過簡化清晰的方式界定主體，注重基本勞動權利體係的構建，並通過漸進的方式，不斷完善保障體係。

同時，強化集體協商的作用，完善糾紛解決機製。平台用工的複雜性要求立法不僅要依賴於單一的法律調整，還需要發揮集體協商的作用，提升雙方的協商協調能力，就一些勞動者關心的問題達成共識，作為基本勞動保障的補充，實現管製與自治、保障與靈活的平衡，促進平台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的雙贏。此外，強化政府、企業、工會等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明確各方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中的職責，推動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新就業形態發展的氛圍。